任何人透過書寫、口述或行為舉動去發布（*註）一些誹謗性言論或事情，而該項事情針對另一個人或一間機構，該發布人便可能要就誹謗負上法律責任。概括而言，誹謗分為兩類：一類是永久形式誹謗 (Libel)，即以書寫或其他永久性方式，去發布誹謗性事情；而另一類是短暫形式誹謗 (Slander) ，即以口述或其他短暫性方式，去發布誹謗性事情。
（*註：根據誹謗法，「發布」的意思不只限於印製及發行書籍 / 報紙 / 雜誌。「發布」一般是指「以任何方式讓另一個人或公眾知道有關事情」。閣下可在第三部分 ─ 向其他人傳達誹謗性事情，找到更詳盡的解釋。）
以下是構成誹謗的要素：
上述的誹謗要素，會在本題目內之其他部分再作說明。
口頭說出的誹謗事情，未必一定會被視為短暫形式誹謗。Eastern Express Publisher v Claudia Mo一案是與電視廣播有關，而 Tse Wai Chun Paul v Cheng Albert & Anor.一案則涉及電台廣播。在上述兩宗案件中，電視和電台廣播的內容都被視為永久形式誹謗，而非短暫形式誹謗。背後的原理是，儘管這些電視和電台節目的內容是以口頭方式說出，但通常都會被相關的電視台或電台錄起，而一般公眾亦可能會錄起這些節目，所以這些節目內容會被視為用永久形式發布，如果證實內容具有誹謗性的意思，便會構成永久形式誹謗（註：短暫形式誹謗是以口述或其他短暫性方式去發布誹謗性事情）。
永久形式誹謗和短暫形式誹謗的另一個主要分別，是永久形式誹謗本身即可予以訴訟（即可以假定原告人已蒙受一定程度的損害）；至於短暫形式誹謗，原告人便需要證明自己蒙受甚麼損害，除非有關陳述聲稱原告人 ：
即是說，如果有關事件被證實為永久形式誹謗，或被證實是屬於短暫形式誹謗（但誹謗內容是關於以上四項的任何一項），原告人便毋須向法庭提出證據，以證明自己蒙受了甚麼損害（但當法庭評估賠償數額時，原告人仍可提出相關證據）。
原告人可以在區域法院（沒有陪審團）或高等法院原訟庭（可能有陪審團）展開訴訟。 註：區域法院只可頒令最多三百萬元的賠償。
在高等法院，誹謗案不一定要由陪審團會同法官一起審理。根據《高等法院條例》第33A條（香港法例第4章），如果原告或被告任何一方認為有需要，都可申請傳召陪審團。不過，如法庭認為審訊會涉及長時間研究文件或帳目，或需要作科學或實地調查而不便與陪審團一起進行，法庭便可能會拒絕申請人的要求，而不傳召陪審團進行審訊。
如果案件在高等法院原訟庭由陪審團會同法官一起審理，陪審團就會負責決定被告人是否需要負上誹謗的法律責任。
「法律援助計劃」（由香港特區政府法律援助署提供）的服務範圍，並不涵蓋誹謗案件。
不過，閣下可以嘗試向當值律師服務提供的「免費法律諮詢計劃」，尋求初步的法律意見。閣下亦可嘗試向大律師公會提供的「法律義助服務計劃」尋求協助。
就這兩項計劃的詳情，請參閱另一個題目 ─ 免費或資助的法律支援服務。
在考慮展開誹謗之法律訴訟前，原告人首先要確定能否證明備受爭議的字句或陳述（包括說話或書面文字）具有誹謗意思。根據 Gatley on Libel and Slander （第十版）一書，我們首先要搞清楚有關字句的意思，然後才可以決定該意思（在使用有關字句當時）是否有誹謗成份。
字句的意思
字句的意思，是指一個普通人以一般常理或常識去理解有關字句，從而得出的意思。這包括從字句中推斷出來的、字句中的暗示或間接意思，而要理解這些意思，並不需要外在 / 非本質的事實或其他特別知識去支持。
某些字句有專門或技術性意思，或者是屬於俚語，又或者在小部分擁有特別知識的人來看是含有其他意思。有些時候，字句除了其一般和原有的意思外，還可能會受其他外在或環境因素影響（例如說話的語調或發布的地方等），而包含了其他意思。在這種情況下，原告人便要向法庭證明，有關字句其實含有技術性意思 / 屬於俚語 / 有其他特別意思，而且閱覽者或聆聽者亦知道這些意思。
字句的意思是否有誹謗成份
誹謗一般是指透過書面文字或說話去損害另一個人的聲譽，而發布那些字句會：
要決定某些行為或陳述是否會構成誹謗，並非由始作俑者（即被告人）去下定論，而應該由聽過或看過有關陳述的人，或以一般明事理的市民之角度，去決定這些行為或陳述是否構成誹謗。
閣下仍可能要負責。
若一個人說出或發布誹謗性字句，其詆毁他人之意圖其實並不重要，而最重要或更需要知道的是，以一般明白事理的人來看，有關字句是否經己詆毁了其他人。
誹謗法所關注的，是這些字句套用在一個普通人身上會有甚麼影響，並以社會上一般市民的合理思維為標準，去決定這些字句的影響。在這個標準下，如果閣下所發布的事情已詆毁了某人，便可能要負上法律責任。
在日常生活的溝通上，我們可能會隨意或籠統地用上很多字句或陳述，而某一個單字或句字亦可能有多於一個含意。不過，如當中任何一個含意有誹謗成份，有關筆者或講者便可能要負責。
究竟字句的某一個意思是否會構成誹謗，會基於不同的時間、地點、背景、或當時公眾對有關事件的看法，而有所改變。在高等法院原訟庭審理的誹謗案件，可能會由陪審團審理，所以有關字句的意思是否具誹謗成份，就會由陪審團去決定。如果沒有陪審團，就由法官去決定。
有時候，某些陳述的意思，可能並不容易讓人確定或理解得到。要理解有關陳述中所要表達的正確意思，便可能需要某些特別知識或對事件的認知能力。
在1950 年代曾經有一宗案例，一名男子行經灣仔謝菲道，他進入了街內某一個處所，而該處所內有一盞紅燈可從街外看到。其後有報章報道了這件事。雖然我們看不到有甚麼不妥，但那名男子控告了報章。原因是，當時在謝菲道有很多色情場所，而每個色情場所內都有一盞紅燈。所以，如果在當時說一個人走進了有紅燈的處所，就等於指那個人去嫖妓（可被認為有誹謗意思）。
在1987 年有另一宗案例（Li Yau Wai Eric v Genesis Films Limited），在此案中，一名男子被電影製片游說為一部電影試鏡。該男子同意，電影公司職員於是為他拍下一些照片。其後，他發現自己的照片在未經他同意下，兩次出現在一齣粵語電影裡面。電影導演把他的照片放在電影裡的一個墓碑上，令他被視為死人，這套電影更在香港的各大戲院內播放過千次。該男子非常憤怒，故此控告了電影公司，在未經授權下使用了他的照片，並令他備受嘲笑和奚落，因而構成誹謗。最後該男子勝訴。
在誹謗案中，無論是原告或被告一方，都必須在狀書內清楚列出其指稱的字句意思是甚麼，同時亦要解釋是基於甚麼情況下會得出有關意思。
如有誹謗字句包含在一篇文章內，閣下必須要閱讀整篇文章，然後才決定該文章在整體上是否有誹謗性的意思。閣下不可以單憑文章裡的一句句子或一個段落就下結論，因為文章的起首，可以寫成：「A 是個無用的大笨蛋，亦是個不道德的人。」但文章的末段就寫著：「其實 A 是個好人，那些關於他的謠言是不正確的。」在此情況下，閣下不能單憑文章開端的那幾句而不考慮其他內容，就去控告作者。
正如之前所述，閣下需要了解整篇文章的內容，而不可斷章取義。如果有關字句的意思不是太清楚，法庭會採納多數人對有關文章的看法，作為裁決的基礎。
在某些情況下，一個人以眼神及 / 或手勢所作出的暗示是否可能有誹謗性，便要視乎該人在甚麼情況下作出這些動作。
在1983 年，英國曾經有一宗案例，一名男子前往一個賽馬投注店舖。當他四處視察時，兩名保安走向他，在沒有說話的情況下便捉住了他。其後三人進行了一些對話，保安便把該男子帶到辦公室。該男子後來控告該店舖誹謗。他被判勝訴，而店舖需要向他作出賠償。原因是當時有很多人在店內，看到保安在沒有道出理由下將男子帶走，那些人會以為該名男子一定是做了些不合法的事。法官裁定，儘管店內的人聽不到保安和該名男子之間的對話，但保安的行為已對他構成誹謗。
撇開上述例子，閣下要注意的是，以誹謗動作 / 行為作為理由去控告他人，會牽涉到相當複雜的法律爭拗。如要展開法律行動，就必須先尋求法律意見。
任何可能會令他人受到憎恨或鄙視的字句，都會構成誹謗。不過，正如 Gatley on Libel and Slander （第十版） 一書中提及，要確定這些字句是否有誹謗性，可能會存在一些困難。嘲笑其他人以換取某程度上的幽默，經常會在生活裡發生。如有關字句不能動搖一個人在他人心目中的地位，便不能被用作展開誹謗訴訟的理據。
在一宗英國案例內（Berkoff v Burchill & Anor.），Berkoff 是著名的演員、導演兼作家，在一篇文章中，他被形容為「惡名昭彰、看來很可怕的人」。在另一篇講述電影《怪物》的文章中，筆者又將其中一個角色形容為與 Berkoff 一樣，指「『那隻怪物』與『Berkoff』很相似，只是僅僅好看一點」。Berkoff 指這些陳述令其他人把他理解成「可怕而醜陋」的人，因而具誹謗性。被告人申請將訴訟撤銷，原因是這些陳述，可能只會令人在情感上受到傷害或覺得憤怒，但並不算是誹謗。不過，法庭認為以這些陳述去描寫一個以演藝為生的人，在一般公眾眼中可以構成誹謗。因為這些陳述在一般擁有合理思維的公眾眼中，足以貶低一名演員的地位，亦可以令他成為被嘲笑的對象。法庭裁定須讓陪審團去審理這宗案件。
在法律上來看，如果用一個花名去形容或稱呼另一個人，便會貶低該人在公眾眼中之地位，亦可以令該人成為被嘲笑的對象，受害人便可以此為理由，去展開誹謗訴訟。但在現實生活中，當閣下權衡到受損害的程度，和可能要付出的律師費及時間，便可能會認為以被改花名而展開誹謗訴訟，其實頗為不智。
如有關演藝界人士或公眾人物的報道（或發布資料），可令這些人的聲譽受損，便會涵蓋在誹謗範圍內。不過，正如 Gatley on Libel and Slander （第十版） 一書中提及，在日常生活中可允許的批判範圍是頗為廣泛的。舉例，如一個公眾人物為了引人注目而作出某些行為（例如在街上擁抱或親吻一名女性），其後傳媒報導了這件事，那位公眾人物便可能很難以該文章已構成誹謗，而去提出指控。
有關誹謗的抗辯理由，可於第VI部分找到更多資料。
在誹謗法內，發布是指某個人（發布者）把被誹謗人物之事情，向其他人（第三者）傳達，或讓該第三者知道。發布行為並不只限於印製及發行書籍 / 報紙 / 雜誌。如果被投訴的字句，經已透過書面或口述方式向第三者告知 / 披露 / 散播，這些字句便視作已被「發布」。要令誹謗指控得以成立，原告人必須證明被告人已發布誹謗性字句。
假設某宗案件只牽涉三個人。如 A 先生向 C 先生發布一些誹謗 B 先生的事，那麼 A 先生（即發布者）就可能要負上誹謗的法律責任。換句話說，發布的對象未必需要是一群人（但如只向一個人發布誹謗事情，對受害人的損害程度通常會較低）。
如某人將一件事情向另一人講述一次，就當是一次發布計算；如果聆聽者再向第三個人複述同一件事，就當作第二次發布。如有關內容具誹謗性，第二次發布就算作一個新的誹謗行為。
在法律上，純粹引述他人的字句亦算是發布。如果字句具誹謗性，就算該人只是重複引述其他人的字句，亦需要負上法律責任。總之，無論有關字句已被複述了多少遍，每一次複述亦算是新的誹謗行為。
在誹謗法中，向配偶傳達具誹謗性的事，並不算是發布行為，因為在此情況下，丈夫和妻子只會被當作一個人（見 Gatley on Libel and Slander （第十版） ）。回應上述問題，閣下並無向第三者發布誹謗字句，所以毋須負上法律責任。
就算同事們只在公司內互相講述誹謗事情（沒有在公司以外發布），而即使對話內容亦涉及公務，這仍然會被視為發布誹謗言論。
不過，如果上述的談話，是由一個真誠的人盡應份的責任去通知其他人，而內容是關於公司事務，即使其言論對其他同事構成誹謗，發布者仍可以「受約制特權」作抗辯。
例子：閣下聽到同事（ A 先生）將要把公司的機密資料透露給公司的競爭者。閣下其後把事情告知上司，以讓他作出適當的防範。雖然這樣做可被視為對 A 先生作出誹謗言論，但由於閣下是本著真誠態度去說話，因此，「受約制特權」或可作為抗辯理由，讓閣下免除誹謗的法律責任。
一般而言，筆者只須為向某一個特定的收件人發布誹謗性文章，而負上法律責任。不過，如衡量過相關情況下，筆者明知信件有可能被其他人開啟及閱讀，那麼該筆者仍要為向其他人發布誹謗性文章而負上法律責任（ Gatley on Libel and Slander （第十版） ）。
曾經有一宗案例，被告人把信寄給一間公司的東主，而他不知道公司的辦公室裡還有其他人。這封信後來被該公司的一位文員打開了，並且被另外三位文員閱讀過。法庭裁定，被告人應該考慮到在一間公司正常運作下，他的信件有可能會被文員開啟和閱讀。如果他沒有做任何事去防止這件事發生（例如在信封上寫上「私人及機密」的字句），他便要為發布該信件內容負上責任。
就算某人非故意地向第三者發布誹謗性事情，該人亦需要負上法律責任，除非該人可以證明，有關發布並非因為他欠缺謹慎而發生。
例子：如果 C 把一封誹謗性信件跌在街上，而 B 拾到並閱讀了該信件，C 便要為發布該信件而負上法律責任，因為這個發布是因為 C 沒有謹慎地保管那封信而造成（在運送信件時，C 有責任將該信件保密。如果他不小心掉了信件，而信件被途人閱讀了，他便違反了保密責任，並要就非故意地發布誹謗性事件而負責）。
同一道理，如果 C 在公眾地方大聲講話（包含誹謗性內容），而讓途人聽到他所說的，他便要負責。
當該段誹謗性言論被其他人偷偷錄起及上載到互聯網上，C 是否要負責？
如果 C 可以證明他不知道有人會錄起該段說話，而他亦沒有理由可以預期得到，有人會在可聽見的範圍內錄起他的說話並上載到網站，他便可能毋須為網上發布誹謗性言論（即第二次發布），而負上法律責任。不過，由於現今科技發達，一般人很易便可錄起一段說話並上載到互聯網上，這會增加 C 提出以上抗辯理由的難度。
那個把誹謗性言論上載到互聯網上的人，會否招致任何法律責任？
該人把誹謗性言論錄起並將之上載到互聯網上，從而讓公眾都可以聽到，即是把誹謗性言論向他人複述。根據問題1的答案，第二次發布 / 重複發布，會算作一次新的誹謗行為。即是說，該人亦需要為發布誹謗性言論負責。
至於刊載該段誹謗性言論的網站（或其主持人 / 公司）之法律責任，會在下一條問題中討論。
如有關人等並非作者、印製者或第一 / 主要發布者，普通法會給予一些保障。此外，《誹謗條例》第25(5)條亦有就非故意的誹謗提供一項法定抗辯理由，但被告人（即發布者）須證明以下幾點：
（註：「提出賠罪」一般是指被告人向原告人提出給予正式道歉，但原告人可以決定是否接受這個賠罪。最普遍的執行賠罪方法，是就被投訴的字句，在報章上刊登一篇更正啟示再加上道歉聲明。）
一般來說，當互聯網使用者將誹謗性字句或物品放在網站上，如該網站（或其主持人 / 公司 / 互聯 網服務供應商）不採取任何行動去刪除這些誹謗內容，該網站或其負責人便可能要為發布誹謗內容而負上法律責任。
英國有一案例，有互聯網服務供應商收到一篇文章並把該文章保留在其網站內，這篇文章內容對原告人具誹謗性（原告人是一名物理、數學及電腦系講師）。該文章是由一位不知名人士，透過另一個網絡供應商放在該網站上。
這名講師要求被告人（即刊載該文章的互聯網服務供應商）從網站刪除該文章，但被告人沒有照做，於是文章一直放在該網站內，直至十天後其網站系統才自動刪除該文章。法庭後來裁定互聯網服務供應商須為發布該文章負責，其理由是，該供應商作為網站主持人，應留意到自己網站的內容有誹謗成份，而供應商作為「主宰」有關內容的一方，應被視為發布者。法官更指出，每當有誹謗性文章從網站伺服器中傳送開去，有關供應商就已將誹謗內容發布給服務認購者。簡單來說，每當有人瀏覽有關網站並看見這篇誹謗講師的文章，就構成向該人發布一次誹謗文章。
如果閣下是誹謗案中的原告人（被誹謗或被詆毁的人），便需要證明：
有人可能會認為，如果他們沒有在文章中指名道姓，但只是詳細地形容目標人物（例如他的身高、體重、經常去的地方及曾經做過的事），那麼該人便難以證實文章內容是針對他。
在這些情況下，法庭便會考慮作者的原意是想描述哪一個人，亦會視乎一般讀者在閱讀有關文章後，是否會認為作者所指的人士，與他們所聯想到的那個人相同。如該目標人物的朋友和其他人，可以合理地推測到文章所指的就是他本人，這篇文章便會被視為針對該人。
根據普通法，被告人是否有意針對原告人，甚至是否知道原告人的存在，其實都不重要。根據 Gatley on Libel and Slander （第十版 ）一書，問題應該是「被投訴的字句，以一般明白事理而又認識原告人的人的理解上，是否指向該原告人？」如果是，不論被告人是有意抑或無意，有關字句亦會被視為與原告人有關。
如果閣下被控誹謗，而亦確實詆毁了原告人，那麼閣下便不能單以沒有誹謗意圖而取得成功抗辯。
在一個英國案例中，被告人發布一篇文章，指名道姓地去詆毁某一個人，但有關作者及編輯都相信，該人只是一個擁有特別名稱的虛構人物。不過，這個名字其實真有其人，他是一名執業大律師，即本案的原告人。無論是作者還是編輯，都無意在文章中針對該原告人，他們甚至發誓不知道原告人的存在。
法官在引導陪審團時，要求他們去考慮該案的事實，而非被告人的意圖。如果陪審團認為，任何明白事理的人在閱讀過該文章後，都會覺得文章只是針對一個虛構人物，那麼這篇文章便不算是誹謗性。不過，如果陪審團認為，任何知道原告人存在而又明白事理的人，如果在閱讀過文章後都會認為文章是針對原告人的話，那麼陪審團便應判原告人勝訴（即被告人要負上誹謗的法律責任）。有關作者或編輯是否蓄意在文章內描繪或針對原告人，其實並不重要。
一間根據《公司條例》而成立的有限公司或法團機構，普遍會被視作一個獨立的法律實體，亦會被稱為「法人」。一間有限公司可以控告別人，亦可以被別人控告，也可以公司名義簽訂合約及擁有物業。
如有誹謗性陳述損害到一間有限公司的聲譽，該公司便可以控告有關發布人。不過，政府和政府團體都沒有這個權利去展開誹謗訴訟。（但閣下須留意，如誹謗性陳述是針對某一個政府官員，這名官員仍可以用個人名義去控告別人誹謗。）
另一方面，有關公共機構（例如大學）的情況便可能有所不同。香港有一個案例（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& Ors. v Next Magazine Publishing Ltd. & Anor.），案中理工大學控告一本雜誌誹謗，有關文章涉及理工大學教職員的資歷及聘用條款。雜誌辯稱，如果法庭容許理工大學提出訴訟，便會違反《香港人權法案條例》中，賦予保障新聞自由的權利。高等法院原訟庭接納這個論據，並下令理工大學終止有關訴訟。至上訴時，上訴庭裁定需要維護理工大學的聲譽，正如維護一間有限公司的聲譽一樣，故此理工大學有權對該雜誌採取法律行動。
在誹謗案中，法庭一般會就補償原告人的損害（包括原告人所承受的任何損失和痛苦）去頒令賠償，而不是為了懲罰做錯的一方。賠償之目的，是希望以金錢所能做到的，去盡量彌補原告人之損失及恢復其本來之地位。
在評估賠償金額時，法庭需要考慮誹謗的嚴重程度以及其他因素，包括原告人的經濟損失、對原告人在情感和聲譽上造成的損害、發布內容的廣泛程度、以及任何求情因素。換句話說，在考慮賠償金額時，未必一定需要證明原告人蒙受了經濟損失。
正如第I部分所述，如果案中的誹謗事情是屬於「永久形式誹謗」（即以書寫或其他永久性方式發布開去），法庭便會假定原告人已蒙受某程度的損害。如屬「短暫形式誹謗」（即以口述或其他短暫性方式發布開去），原告人便可能需要向法庭證明，他 / 她因為這些誹謗事情而蒙受了經濟或非經濟損失。
在這些情況下，閣下（作為原告人）可以向法庭申請臨時或永久性的禁制令，以防止這些誹謗性陳述繼續發布開去。
臨時禁制令是一個法庭命令，用以阻止被告人（即傳播或發布謠言的人）進一步發布有關謠言，直至所有法律程序及審訊有結果為止。亦即是說，如果法庭頒下臨時禁制令，被告人便會被禁止繼續發布這些謠言，直至法庭就被告人是否要就誹謗負上法律責任而作出判決為止。法庭可能會在 公正及適宜 的情況下，頒布該命令。
根據 Gatley on Libel and Slander （第十版） 一書，在以下情況，禁制令亦適用於惡意虛假的案件當中（即被告人刻意發布虛假陳述，去損害原告人或其生意）：
就如何向法庭申請禁制令的詳情，請參閱另一個題目 ─ 如何提出民事訴訟或作出抗辯。在作出這項申請前，閣下應該先尋求法律意見。
一般而言，如果原告人要求索取加重性損害賠償，雙方的行為及想法也會被納入考慮之列。
在1960 年代有一宗英國案例，英國上議院裁定，當被告人向原告人作出加重性的損害，陪審團可以將被告人的意圖和行為納入考慮之列。在誹謗性行為裡，可能包含了惡毒行為或心術不正的態度，而令原告人的情感和尊嚴受到進一步的傷害。在評估適當的賠償時，陪審團亦可以將這些因素一併考慮。法庭又進一步裁定，在兩類案件中，判處被告人作出懲罰性賠償是適當的。第一類涉及公職人員作出欺壓性、專制性及違反憲法的行為；第二類是案中被告人為了自己獲益而作出某些行為，而他所獲的利益可能遠多於原告人可獲得的賠償。
不過，在計算加重性損害賠償及懲罰性賠償時，並無一般指引。賠償金額要視乎每一宗案件的不同情況而定。
總括來說，法庭會考慮任何可以加重或減輕原告人之損失和傷害的因素。
假如我發布了一些詆毁其他人的事情而被控誹謗，我可以用甚麼理由去抗辯？
以下是各項抗辯理由：
請留意，以上 (f) 、 (g) 及 (h) 項只可以作為評估賠償時的求情理由。換句話說，如果閣下（作為被告人）已承認誹謗責任，便可以考慮用這三項理由（或其中之一項），去矯正錯誤或減低賠償金額。
以下內容只屬初步參考資料。在採用任何抗辯理由之前，建議閣下先尋求法律意見。
(a) 項（字句並無涉及或針對原告人）可照字面解釋。請返回 第IV部分去了解在哪些情況下，誹謗性陳述會被認為是涉及或針對某個人。
根據 (b) 項（有理可據），發布者 / 被告人需要證明，誹謗性字句或陳述的內容是真確的。有關字句的意思，必須是陪審團所理解的意思（即一般明白事理的人所理解到的意思），而被告人所要證明的事實內容，亦須能夠被陪審團理解得到。一般法律原則是，如某人覺得自己的品格被貶低，但其實此人根本沒有這種品格，他便不能獲得賠償。簡單來說，如果被告人所講的是真話，即使被投訴的字句屬誹謗性，原告人亦不會獲得賠償。
如要採用 (c) 項（公允評論）作為抗辯理由，被投訴的字句，必須是根據事實及基於公眾利益而作出的評論。關於第一個原素 ─ 評論，要考慮的問題是「任何理智的人會否根據已證明的事實，而真誠地作出這樣的意見？」假設某個地產發展商把一幢歷史建築物拆卸了，而閣下在報章撰文批評該地產商的做法，指該做法是錯誤的，這可能會被視作根據事實作出的評論。至於拆卸歷史建築物，亦可能會被視為影響公眾利益的事（這項抗辯理由的第二個原素）。但實際上，「涉及公眾利益的事」所涵蓋的範圍很廣，閣下應該就此問題徵詢律師的意見。
(d) 項（特權）可以概括地分為「絕對特權」及「受約制特權」。「絕對特權」所涵蓋的範圍比較狹窄，包括：立法會的議程及文件、司法程序、政府官員在履行職務時所發表的陳述，亦可能包括事務律師或大律師與顧客溝通的內容（例如當事人為處理法律訴訟，而向事務律師或大律師透露有關案件的資料）。
「受約制特權」包括一個人在履行法律、社會或道德上的責任時，向另一人作出陳述，而有關資料會影響該另一人的利益，或該另一人亦有責任去了解有關事情。
就司法程序和立法會議程所作出的公允及準確報道，都可獲得受約制特權而免除誹謗責任（關於報章報道的受約制特權，可於《誹謗條例》 第13條、第14條及附表中找到詳盡資料）。此外，受約制特權並非只適用於報館記者，一般公眾同樣可以採用這項抗辯理由。請往第III部分問題3以參閱日常例子。
如採用 (e) 項（發布獲得批准，或原告人自願承擔負面後果），被告人便需要證明，原告人曾經示意或默許（已同意）被告人去發布有關誹謗事情。
《誹謗條例》第25條就無意發布及提出賠罪（f 項）提供抗辯 / 求情理由。「提出賠罪」一般是指被告人向原告人提出給予正式道歉，但原告人可以決定是否接受這個賠罪。最普遍的執行賠罪方法，是就被投訴的字句，在報章上刊登一篇更正啟示再加上道歉聲明。要特別留意的是，當原告人接納賠罪，而被告人亦已作出所規定的賠罪舉動後，原告人便不可以再向被告人展開或繼續誹謗訴訟。
(g) 項（非故意的散播） 適用於報刊批發商、新聞通訊社、圖書館及發行商。閣下可在有關互聯網站的問答中，得到更詳盡的資料。
如被告人在無惡意和沒有疏忽的情況下發布誹謗性事情，可選擇 (h) 項（道歉） 作為抗辯 / 求情理由。被告人須在原告人展開法律程序之前，先行作出道歉。
模擬個案
A 先生撰寫了一篇文章，部分內容是關於 B 先生的。有關文章於兩星期前刊登在一本雜誌裡。B 先生認為，該文章對他作出了一些負面指控，損害他的聲譽及影響到他的生意。因此，B 先生控告 A 先生誹謗。
問題一：
如要成功控告A先生，B先生必須向法庭證明些甚麼？答案一
問題二：
若A先生只想透過該文章去批評另一個人，但無意誹謗B先生，A先生仍要為B先生的指控負責嗎？答案二
問題三：
備受爭議的字句寫在該文章裡面，但文章內只有部分內容可能對B先生構成誹謗。在此情況下，如何去斷定字句的意思？答案三
問題四：
如有一名讀者將文章內容上載到互聯網站，他是否會招致任何誹謗的法律責任？至於發布該文章的雜誌，又有何責任？答案四
問題五：
如果A先生在文章內沒有寫明B先生的全名，只是形容他或作出一些描述，情況會否不同？答案五
問題六：
A先生堅持他在文章所寫的全屬真確，他可以就誹謗指控提出抗辯嗎？答案六
答案一
B 先生要需要證明以下幾項：
如果法庭需要評估賠償金額，B 先生亦可能要就所蒙受的損失，向法庭提供一些證據。
若一個人說出或發布誹謗性字句，其詆毁他人之意圖其實並不重要，而最重要或更需要知道的是，以一般明白事理的人來看，有關字句是否經己詆毁了B 先生。
誹謗法所關注的，是這些字句套用在一個普通人身上會有甚麼影響，並以社會上一般市民的合理思維為標準，去決定這些字句的影響。在這個標準下，如果有關文章已詆毀了 B 先生，那麼 A 先生便可能要負責。
答案三
如有誹謗字句包含在一篇文章內，閣下必須要閱讀整篇文章，然後才決定該文章在整體上是否有誹謗性的意思。閣下不可以單憑文章裡的一句句子或一個段落就下結論，因為文章的某一段可能寫著「B 先生是個不道德的人。」但下一段就寫著「其實 B 先生並不壞，那些說他是不道德的謠言，是不正確的。」正因如此，B先生不能單憑文章內的某一段落或句子而不考慮其他內容，就去控告作者。
讀者需要了解整篇文章的內容，而不可斷章取義。如果有關字句的意思不是太清楚，法庭會採納多數人對有關文章的看法，作為裁決的基礎。
答案四
那個把文章上載到互聯網的讀者，令公眾可以閱讀文章內容，即是向其他人複述了誹謗性字句，正如第III部分問題1所解釋，第二次或重複發布誹謗性字句，便視作一次新的誹謗行為。在上述個案中，那位讀者需要就發布那篇誹謗性文章負上法律責任。
即使文章的作者並非雜誌公司的記者或僱員，作為第一渠道向公眾發布文章的雜誌公司，亦須就發布誹謗性字句負責。該公司若要避免或減低法律責任，便需要證明是無意發布那篇文章，並已根據《誹謗條例》第25條提出賠罪。（有關詳情，請參閱 第III部分問題7。）
答案五
有人可能會認為，如果他們沒有在文章中指名道姓，但只是詳細地形容目標人物（例如他的身高、體重、經常去的地方及曾經做過的事），那麼該人便難以證實文章內容是針對他。
在這些情況下，法庭便會考慮作者的原意是想描述哪一個人，亦會視乎一般讀者在閱讀有關文章後，是否會認為作者所指的人士，與他們所聯想到的那個人相同。如 B 先生的朋友和其他人，可以合理地推測到文章所指的就是他本人，這篇文章便會被視為針對 B 先生。
答案六
A 先生可用有理可據作為抗辯理由。他需要證明文章內的誹謗性字句的真確性（即他撰寫有關 B 先生的，純屬真確內容而並無歪曲事實）。法庭通常以陪審團所理解的意思為依歸（即一般明白事理的人所理解到的意思），因此， A 先生必須證明所發布的內容為事實，有關意思亦須能夠被陪審團理解得到，而不是一些不常見或含糊的解釋。
一般法律原則是，如某人覺得自己的品格被貶低，但其實此人根本沒有這種品格，他便不能獲得賠償。簡單來說，如果 A 先生所寫的是真話，即使被投訴的字句屬誹謗性，B先生亦不會獲得賠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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