任何人透过书写、口述或行为举动去发布（*注）一些诽谤性言论或事情，而该项事情针对另一个人或一间机构，该发布人便可能要就诽谤负上法律责任。概括而言，诽谤分为两类：一类是永久形式诽谤 (Libel)，即以书写或其他永久性方式，去发布诽谤性事情；而另一类是短暂形式诽谤 (Slander) ，即以口述或其他短暂性方式，去发布诽谤性事情。
（*注：根据诽谤法，「发布」的意思不只限于印制及发行书籍 / 报纸 / 杂志。「发布」一般是指「以任何方式让另一个人或公众知道有关事情」。阁下可在第三部分 ─ 向其他人传达诽谤性事情，找到更详尽的解释。）
以下是构成诽谤的要素：
上述的诽谤要素，会在本题目内之其他部分再作说明。
口头说出的诽谤事情，未必一定会被视为短暂形式诽谤。Eastern Express Publisher v Claudia Mo一案是与电视广播有关，而 Tse Wai Chun Paul v Cheng Albert & Anor.一案则涉及电台广播。在上述两宗案件中，电视和电台广播的内容都被视为永久形式诽谤，而非短暂形式诽谤。背后的原理是，尽管这些电视和电台节目的内容是以口头方式说出，但通常都会被相关的电视台或电台录起，而一般公众亦可能会录起这些节目，所以这些节目内容会被视为用永久形式发布，如果证实内容具有诽谤性的意思，便会构成永久形式诽谤（注：短暂形式诽谤是以口述或其他短暂性方式去发布诽谤性事情）。
永久形式诽谤和短暂形式诽谤的另一个主要分别，是永久形式诽谤本身即可予以诉讼（即可以假定原告人已蒙受一定程度的损害）；至于短暂形式诽谤，原告人便需要证明自己蒙受甚么损害，除非有关陈述声称原告人 ：
即是说，如果有关事件被证实为永久形式诽谤，或被证实是属于短暂形式诽谤（但诽谤内容是关于以上四项的任何一项），原告人便毋须向法庭提出证据，以证明自己蒙受了甚么损害（但当法庭评估赔偿数额时，原告人仍可提出相关证据）。
原告人可以在区域法院（没有陪审团）或高等法院原讼庭（可能有陪审团）展开诉讼。 注：区域法院只可颁令最多三百万元的赔偿。
在高等法院，诽谤案不一定要由陪审团会同法官一起审理。根据《高等法院条例》第33A条（香港法例第4章），如果原告或被告任何一方认为有需要，都可申请传召陪审团。不过，如法庭认为审讯会涉及长时间研究文件或帐目，或需要作科学或实地调查而不便与陪审团一起进行，法庭便可能会拒绝申请人的要求，而不传召陪审团进行审讯。
如果案件在高等法院原讼庭由陪审团会同法官一起审理，陪审团就会负责决定被告人是否需要负上诽谤的法律责任。
「法律援助计划」（由香港特区政府法律援助署提供）的服务范围，并不涵盖诽谤案件。
不过，阁下可以尝试向当值律师服务提供的「免费法律谘询计划」，寻求初步的法律意见。阁下亦可尝试向大律师公会提供的「法律义助服务计划」寻求协助。
就这两项计划的详情，请参阅另一个题目 ─ 免费或资助的法律支援服务。
在考虑展开诽谤之法律诉讼前，原告人首先要确定能否证明备受争议的字句或陈述（包括说话或书面文字）具有诽谤意思。根据 Gatley on Libel and Slander （第十版）一书，我们首先要搞清楚有关字句的意思，然后才可以决定该意思（在使用有关字句当时）是否有诽谤成份。
字句的意思
字句的意思，是指一个普通人以一般常理或常识去理解有关字句，从而得出的意思。这包括从字句中推断出来的、字句中的暗示或间接意思，而要理解这些意思，并不需要外在 / 非本质的事实或其他特别知识去支持。
某些字句有专门或技术性意思，或者是属于俚语，又或者在小部分拥有特别知识的人来看是含有其他意思。有些时候，字句除了其一般和原有的意思外，还可能会受其他外在或环境因素影响（例如说话的语调或发布的地方等），而包含了其他意思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原告人便要向法庭证明，有关字句其实含有技术性意思 / 属于俚语 / 有其他特别意思，而且阅览者或聆听者亦知道这些意思。
字句的意思是否有诽谤成份
诽谤一般是指透过书面文字或说话去损害另一个人的声誉，而发布那些字句会：
要决定某些行为或陈述是否会构成诽谤，并非由始作俑者（即被告人）去下定论，而应该由听过或看过有关陈述的人，或以一般明事理的市民之角度，去决定这些行为或陈述是否构成诽谤。
阁下仍可能要负责。
若一个人说出或发布诽谤性字句，其诋毁他人之意图其实并不重要，而最重要或更需要知道的是，以一般明白事理的人来看，有关字句是否经己诋毁了其他人。
诽谤法所关注的，是这些字句套用在一个普通人身上会有甚么影响，并以社会上一般市民的合理思维为标准，去决定这些字句的影响。在这个标准下，如果阁下所发布的事情已诋毁了某人，便可能要负上法律责任。
在日常生活的沟通上，我们可能会随意或笼统地用上很多字句或陈述，而某一个单字或句字亦可能有多于一个含意。不过，如当中任何一个含意有诽谤成份，有关笔者或讲者便可能要负责。
究竟字句的某一个意思是否会构成诽谤，会基于不同的时间、地点、背景、或当时公众对有关事件的看法，而有所改变。在高等法院原讼庭审理的诽谤案件，可能会由陪审团审理，所以有关字句的意思是否具诽谤成份，就会由陪审团去决定。如果没有陪审团，就由法官去决定。
有时候，某些陈述的意思，可能并不容易让人确定或理解得到。要理解有关陈述中所要表达的正确意思，便可能需要某些特别知识或对事件的认知能力。
在1950 年代曾经有一宗案例，一名男子行经湾仔谢菲道，他进入了街内某一个处所，而该处所内有一盏红灯可从街外看到。其后有报章报道了这件事。虽然我们看不到有甚么不妥，但那名男子控告了报章。原因是，当时在谢菲道有很多色情场所，而每个色情场所内都有一盏红灯。所以，如果在当时说一个人走进了有红灯的处所，就等于指那个人去嫖妓（可被认为有诽谤意思）。
在1987 年有另一宗案例（Li Yau Wai Eric v Genesis Films Limited），在此案中，一名男子被电影制片游说为一部电影试镜。该男子同意，电影公司职员于是为他拍下一些照片。其后，他发现自己的照片在未经他同意下，两次出现在一出粤语电影里面。电影导演把他的照片放在电影里的一个墓碑上，令他被视为死人，这套电影更在香港的各大戏院内播放过千次。该男子非常愤怒，故此控告了电影公司，在未经授权下使用了他的照片，并令他备受嘲笑和奚落，因而构成诽谤。最后该男子胜诉。
在诽谤案中，无论是原告或被告一方，都必须在状书内清楚列出其指称的字句意思是甚么，同时亦要解释是基于甚么情况下会得出有关意思。
如有诽谤字句包含在一篇文章内，阁下必须要阅读整篇文章，然后才决定该文章在整体上是否有诽谤性的意思。阁下不可以单凭文章里的一句句子或一个段落就下结论，因为文章的起首，可以写成：「A 是个无用的大笨蛋，亦是个不道德的人。」但文章的末段就写着：「其实 A 是个好人，那些关于他的谣言是不正确的。」在此情况下，阁下不能单凭文章开端的那几句而不考虑其他内容，就去控告作者。
正如之前所述，阁下需要了解整篇文章的内容，而不可断章取义。如果有关字句的意思不是太清楚，法庭会采纳多数人对有关文章的看法，作为裁决的基础。
在某些情况下，一个人以眼神及 / 或手势所作出的暗示是否可能有诽谤性，便要视乎该人在甚么情况下作出这些动作。
在1983 年，英国曾经有一宗案例，一名男子前往一个赛马投注店铺。当他四处视察时，两名保安走向他，在没有说话的情况下便捉住了他。其后三人进行了一些对话，保安便把该男子带到办公室。该男子后来控告该店铺诽谤。他被判胜诉，而店铺需要向他作出赔偿。原因是当时有很多人在店内，看到保安在没有道出理由下将男子带走，那些人会以为该名男子一定是做了些不合法的事。法官裁定，尽管店内的人听不到保安和该名男子之间的对话，但保安的行为已对他构成诽谤。
撇开上述例子，阁下要注意的是，以诽谤动作 / 行为作为理由去控告他人，会牵涉到相当复杂的法律争拗。如要展开法律行动，就必须先寻求法律意见。
任何可能会令他人受到憎恨或鄙视的字句，都会构成诽谤。不过，正如 Gatley on Libel and Slander （第十版） 一书中提及，要确定这些字句是否有诽谤性，可能会存在一些困难。嘲笑其他人以换取某程度上的幽默，经常会在生活里发生。如有关字句不能动摇一个人在他人心目中的地位，便不能被用作展开诽谤诉讼的理据。
在一宗英国案例内（Berkoff v Burchill & Anor.），Berkoff 是着名的演员、导演兼作家，在一篇文章中，他被形容为「恶名昭彰、看来很可怕的人」。在另一篇讲述电影《怪物》的文章中，笔者又将其中一个角色形容为与 Berkoff 一样，指「『那只怪物』与『Berkoff』很相似，只是仅仅好看一点」。Berkoff 指这些陈述令其他人把他理解成「可怕而丑陋」的人，因而具诽谤性。被告人申请将诉讼撤销，原因是这些陈述，可能只会令人在情感上受到伤害或觉得愤怒，但并不算是诽谤。不过，法庭认为以这些陈述去描写一个以演艺为生的人，在一般公众眼中可以构成诽谤。因为这些陈述在一般拥有合理思维的公众眼中，足以贬低一名演员的地位，亦可以令他成为被嘲笑的对象。法庭裁定须让陪审团去审理这宗案件。
在法律上来看，如果用一个花名去形容或称呼另一个人，便会贬低该人在公众眼中之地位，亦可以令该人成为被嘲笑的对象，受害人便可以此为理由，去展开诽谤诉讼。但在现实生活中，当阁下权衡到受损害的程度，和可能要付出的律师费及时间，便可能会认为以被改花名而展开诽谤诉讼，其实颇为不智。
如有关演艺界人士或公众人物的报道（或发布资料），可令这些人的声誉受损，便会涵盖在诽谤范围内。不过，正如 Gatley on Libel and Slander （第十版） 一书中提及，在日常生活中可允许的批判范围是颇为广泛的。举例，如一个公众人物为了引人注目而作出某些行为（例如在街上拥抱或亲吻一名女性），其后传媒报导了这件事，那位公众人物便可能很难以该文章已构成诽谤，而去提出指控。
有关诽谤的抗辩理由，可于第VI部分找到更多资料。
在诽谤法内，发布是指某个人（发布者）把被诽谤人物之事情，向其他人（第三者）传达，或让该第三者知道。发布行为并不只限于印制及发行书籍 / 报纸 / 杂志。如果被投诉的字句，经已透过书面或口述方式向第三者告知 / 披露 / 散播，这些字句便视作已被「发布」。要令诽谤指控得以成立，原告人必须证明被告人已发布诽谤性字句。
假设某宗案件只牵涉三个人。如 A 先生向 C 先生发布一些诽谤 B 先生的事，那么 A 先生（即发布者）就可能要负上诽谤的法律责任。换句话说，发布的对象未必需要是一群人（但如只向一个人发布诽谤事情，对受害人的损害程度通常会较低）。
如某人将一件事情向另一人讲述一次，就当是一次发布计算；如果聆听者再向第三个人复述同一件事，就当作第二次发布。如有关内容具诽谤性，第二次发布就算作一个新的诽谤行为。
在法律上，纯粹引述他人的字句亦算是发布。如果字句具诽谤性，就算该人只是重复引述其他人的字句，亦需要负上法律责任。总之，无论有关字句已被复述了多少遍，每一次复述亦算是新的诽谤行为。
在诽谤法中，向配偶传达具诽谤性的事，并不算是发布行为，因为在此情况下，丈夫和妻子只会被当作一个人（见 Gatley on Libel and Slander （第十版） ）。回应上述问题，阁下并无向第三者发布诽谤字句，所以毋须负上法律责任。
就算同事们只在公司内互相讲述诽谤事情（没有在公司以外发布），而即使对话内容亦涉及公务，这仍然会被视为发布诽谤言论。
不过，如果上述的谈话，是由一个真诚的人尽应份的责任去通知其他人，而内容是关于公司事务，即使其言论对其他同事构成诽谤，发布者仍可以「受约制特权」作抗辩。
例子：阁下听到同事（ A 先生）将要把公司的机密资料透露给公司的竞争者。阁下其后把事情告知上司，以让他作出适当的防范。虽然这样做可被视为对 A 先生作出诽谤言论，但由于阁下是本着真诚态度去说话，因此，「受约制特权」或可作为抗辩理由，让阁下免除诽谤的法律责任。
一般而言，笔者只须为向某一个特定的收件人发布诽谤性文章，而负上法律责任。不过，如衡量过相关情况下，笔者明知信件有可能被其他人开启及阅读，那么该笔者仍要为向其他人发布诽谤性文章而负上法律责任（ Gatley on Libel and Slander （第十版） ）。
曾经有一宗案例，被告人把信寄给一间公司的东主，而他不知道公司的办公室里还有其他人。这封信后来被该公司的一位文员打开了，并且被另外三位文员阅读过。法庭裁定，被告人应该考虑到在一间公司正常运作下，他的信件有可能会被文员开启和阅读。如果他没有做任何事去防止这件事发生（例如在信封上写上「私人及机密」的字句），他便要为发布该信件内容负上责任。
就算某人非故意地向第三者发布诽谤性事情，该人亦需要负上法律责任，除非该人可以证明，有关发布并非因为他欠缺谨慎而发生。
例子：如果 C 把一封诽谤性信件跌在街上，而 B 拾到并阅读了该信件，C 便要为发布该信件而负上法律责任，因为这个发布是因为 C 没有谨慎地保管那封信而造成（在运送信件时，C 有责任将该信件保密。如果他不小心掉了信件，而信件被途人阅读了，他便违反了保密责任，并要就非故意地发布诽谤性事件而负责）。
同一道理，如果 C 在公众地方大声讲话（包含诽谤性内容），而让途人听到他所说的，他便要负责。
当该段诽谤性言论被其他人偷偷录起及上载到互联网上，C 是否要负责？
如果 C 可以证明他不知道有人会录起该段说话，而他亦没有理由可以预期得到，有人会在可听见的范围内录起他的说话并上载到网站，他便可能毋须为网上发布诽谤性言论（即第二次发布），而负上法律责任。不过，由于现今科技发达，一般人很易便可录起一段说话并上载到互联网上，这会增加 C 提出以上抗辩理由的难度。
那个把诽谤性言论上载到互联网上的人，会否招致任何法律责任？
该人把诽谤性言论录起并将之上载到互联网上，从而让公众都可以听到，即是把诽谤性言论向他人复述。根据问题1的答案，第二次发布 / 重复发布，会算作一次新的诽谤行为。即是说，该人亦需要为发布诽谤性言论负责。
至于刊载该段诽谤性言论的网站（或其主持人 / 公司）之法律责任，会在下一条问题中讨论。
如有关人等并非作者、印制者或第一 / 主要发布者，普通法会给予一些保障。此外，《诽谤条例》第25(5)条亦有就非故意的诽谤提供一项法定抗辩理由，但被告人（即发布者）须证明以下几点：
（注：「提出赔罪」一般是指被告人向原告人提出给予正式道歉，但原告人可以决定是否接受这个赔罪。最普遍的执行赔罪方法，是就被投诉的字句，在报章上刊登一篇更正启示再加上道歉声明。）
一般来说，当互联网使用者将诽谤性字句或物品放在网站上，如该网站（或其主持人 / 公司 / 互联 网服务供应商）不采取任何行动去删除这些诽谤内容，该网站或其负责人便可能要为发布诽谤内容而负上法律责任。
英国有一案例，有互联网服务供应商收到一篇文章并把该文章保留在其网站内，这篇文章内容对原告人具诽谤性（原告人是一名物理、数学及电脑系讲师）。该文章是由一位不知名人士，透过另一个网络供应商放在该网站上。
这名讲师要求被告人（即刊载该文章的互联网服务供应商）从网站删除该文章，但被告人没有照做，于是文章一直放在该网站内，直至十天后其网站系统才自动删除该文章。法庭后来裁定互联网服务供应商须为发布该文章负责，其理由是，该供应商作为网站主持人，应留意到自己网站的内容有诽谤成份，而供应商作为「主宰」有关内容的一方，应被视为发布者。法官更指出，每当有诽谤性文章从网站伺服器中传送开去，有关供应商就已将诽谤内容发布给服务认购者。简单来说，每当有人浏览有关网站并看见这篇诽谤讲师的文章，就构成向该人发布一次诽谤文章。
如果阁下是诽谤案中的原告人（被诽谤或被诋毁的人），便需要证明：
有人可能会认为，如果他们没有在文章中指名道姓，但只是详细地形容目标人物（例如他的身高、体重、经常去的地方及曾经做过的事），那么该人便难以证实文章内容是针对他。
在这些情况下，法庭便会考虑作者的原意是想描述哪一个人，亦会视乎一般读者在阅读有关文章后，是否会认为作者所指的人士，与他们所联想到的那个人相同。如该目标人物的朋友和其他人，可以合理地推测到文章所指的就是他本人，这篇文章便会被视为针对该人。
根据普通法，被告人是否有意针对原告人，甚至是否知道原告人的存在，其实都不重要。根据 Gatley on Libel and Slander （第十版 ）一书，问题应该是「被投诉的字句，以一般明白事理而又认识原告人的人的理解上，是否指向该原告人？」如果是，不论被告人是有意抑或无意，有关字句亦会被视为与原告人有关。
如果阁下被控诽谤，而亦确实诋毁了原告人，那么阁下便不能单以没有诽谤意图而取得成功抗辩。
在一个英国案例中，被告人发布一篇文章，指名道姓地去诋毁某一个人，但有关作者及编辑都相信，该人只是一个拥有特别名称的虚构人物。不过，这个名字其实真有其人，他是一名执业大律师，即本案的原告人。无论是作者还是编辑，都无意在文章中针对该原告人，他们甚至发誓不知道原告人的存在。
法官在引导陪审团时，要求他们去考虑该案的事实，而非被告人的意图。如果陪审团认为，任何明白事理的人在阅读过该文章后，都会觉得文章只是针对一个虚构人物，那么这篇文章便不算是诽谤性。不过，如果陪审团认为，任何知道原告人存在而又明白事理的人，如果在阅读过文章后都会认为文章是针对原告人的话，那么陪审团便应判原告人胜诉（即被告人要负上诽谤的法律责任）。有关作者或编辑是否蓄意在文章内描绘或针对原告人，其实并不重要。
一间根据《公司条例》而成立的有限公司或法团机构，普遍会被视作一个独立的法律实体，亦会被称为「法人」。一间有限公司可以控告别人，亦可以被别人控告，也可以公司名义签订合约及拥有物业。
如有诽谤性陈述损害到一间有限公司的声誉，该公司便可以控告有关发布人。不过，政府和政府团体都没有这个权利去展开诽谤诉讼。（但阁下须留意，如诽谤性陈述是针对某一个政府官员，这名官员仍可以用个人名义去控告别人诽谤。）
另一方面，有关公共机构（例如大学）的情况便可能有所不同。香港有一个案例（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& Ors. v Next Magazine Publishing Ltd. & Anor.），案中理工大学控告一本杂志诽谤，有关文章涉及理工大学教职员的资历及聘用条款。杂志辩称，如果法庭容许理工大学提出诉讼，便会违反《香港人权法案条例》中，赋予保障新闻自由的权利。高等法院原讼庭接纳这个论据，并下令理工大学终止有关诉讼。至上诉时，上诉庭裁定需要维护理工大学的声誉，正如维护一间有限公司的声誉一样，故此理工大学有权对该杂志采取法律行动。
在诽谤案中，法庭一般会就补偿原告人的损害（包括原告人所承受的任何损失和痛苦）去颁令赔偿，而不是为了惩罚做错的一方。赔偿之目的，是希望以金钱所能做到的，去尽量弥补原告人之损失及恢复其本来之地位。
在评估赔偿金额时，法庭需要考虑诽谤的严重程度以及其他因素，包括原告人的经济损失、对原告人在情感和声誉上造成的损害、发布内容的广泛程度、以及任何求情因素。换句话说，在考虑赔偿金额时，未必一定需要证明原告人蒙受了经济损失。
正如第I部分所述，如果案中的诽谤事情是属于「永久形式诽谤」（即以书写或其他永久性方式发布开去），法庭便会假定原告人已蒙受某程度的损害。如属「短暂形式诽谤」（即以口述或其他短暂性方式发布开去），原告人便可能需要向法庭证明，他 / 她因为这些诽谤事情而蒙受了经济或非经济损失。
在这些情况下，阁下（作为原告人）可以向法庭申请临时或永久性的禁制令，以防止这些诽谤性陈述继续发布开去。
临时禁制令是一个法庭命令，用以阻止被告人（即传播或发布谣言的人）进一步发布有关谣言，直至所有法律程序及审讯有结果为止。亦即是说，如果法庭颁下临时禁制令，被告人便会被禁止继续发布这些谣言，直至法庭就被告人是否要就诽谤负上法律责任而作出判决为止。法庭可能会在 公正及适宜 的情况下，颁布该命令。
根据 Gatley on Libel and Slander （第十版） 一书，在以下情况，禁制令亦适用于恶意虚假的案件当中（即被告人刻意发布虚假陈述，去损害原告人或其生意）：
就如何向法庭申请禁制令的详情，请参阅另一个题目 ─ 如何提出民事诉讼或作出抗辩。在作出这项申请前，阁下应该先寻求法律意见。
一般而言，如果原告人要求索取加重性损害赔偿，双方的行为及想法也会被纳入考虑之列。
在1960 年代有一宗英国案例，英国上议院裁定，当被告人向原告人作出加重性的损害，陪审团可以将被告人的意图和行为纳入考虑之列。在诽谤性行为里，可能包含了恶毒行为或心术不正的态度，而令原告人的情感和尊严受到进一步的伤害。在评估适当的赔偿时，陪审团亦可以将这些因素一并考虑。法庭又进一步裁定，在两类案件中，判处被告人作出惩罚性赔偿是适当的。第一类涉及公职人员作出欺压性、专制性及违反宪法的行为；第二类是案中被告人为了自己获益而作出某些行为，而他所获的利益可能远多于原告人可获得的赔偿。
不过，在计算加重性损害赔偿及惩罚性赔偿时，并无一般指引。赔偿金额要视乎每一宗案件的不同情况而定。
总括来说，法庭会考虑任何可以加重或减轻原告人之损失和伤害的因素。
假如我发布了一些诋毁其他人的事情而被控诽谤，我可以用甚么理由去抗辩？
以下是各项抗辩理由：
请留意，以上 (f) 、 (g) 及 (h) 项只可以作为评估赔偿时的求情理由。换句话说，如果阁下（作为被告人）已承认诽谤责任，便可以考虑用这三项理由（或其中之一项），去矫正错误或减低赔偿金额。
以下内容只属初步参考资料。在采用任何抗辩理由之前，建议阁下先寻求法律意见。
(a) 项（字句并无涉及或针对原告人）可照字面解释。请返回 第IV部分去了解在哪些情况下，诽谤性陈述会被认为是涉及或针对某个人。
根据 (b) 项（有理可据），发布者 / 被告人需要证明，诽谤性字句或陈述的内容是真确的。有关字句的意思，必须是陪审团所理解的意思（即一般明白事理的人所理解到的意思），而被告人所要证明的事实内容，亦须能够被陪审团理解得到。一般法律原则是，如某人觉得自己的品格被贬低，但其实此人根本没有这种品格，他便不能获得赔偿。简单来说，如果被告人所讲的是真话，即使被投诉的字句属诽谤性，原告人亦不会获得赔偿。
如要采用 (c) 项（公允评论）作为抗辩理由，被投诉的字句，必须是根据事实及基于公众利益而作出的评论。关于第一个原素 ─ 评论，要考虑的问题是「任何理智的人会否根据已证明的事实，而真诚地作出这样的意见？」假设某个地产发展商把一幢历史建筑物拆卸了，而阁下在报章撰文批评该地产商的做法，指该做法是错误的，这可能会被视作根据事实作出的评论。至于拆卸历史建筑物，亦可能会被视为影响公众利益的事（这项抗辩理由的第二个原素）。但实际上，「涉及公众利益的事」所涵盖的范围很广，阁下应该就此问题徵询律师的意见。
(d) 项（特权）可以概括地分为「绝对特权」及「受约制特权」。「绝对特权」所涵盖的范围比较狭窄，包括：立法会的议程及文件、司法程序、政府官员在履行职务时所发表的陈述，亦可能包括事务律师或大律师与顾客沟通的内容（例如当事人为处理法律诉讼，而向事务律师或大律师透露有关案件的资料）。
「受约制特权」包括一个人在履行法律、社会或道德上的责任时，向另一人作出陈述，而有关资料会影响该另一人的利益，或该另一人亦有责任去了解有关事情。
就司法程序和立法会议程所作出的公允及准确报道，都可获得受约制特权而免除诽谤责任（关于报章报道的受约制特权，可于《诽谤条例》 第13条、第14条及附表中找到详尽资料）。此外，受约制特权并非只适用于报馆记者，一般公众同样可以采用这项抗辩理由。请往第III部分问题3以参阅日常例子。
如采用 (e) 项（发布获得批准，或原告人自愿承担负面后果），被告人便需要证明，原告人曾经示意或默许（已同意）被告人去发布有关诽谤事情。
《诽谤条例》第25条就无意发布及提出赔罪（f 项）提供抗辩 / 求情理由。「提出赔罪」一般是指被告人向原告人提出给予正式道歉，但原告人可以决定是否接受这个赔罪。最普遍的执行赔罪方法，是就被投诉的字句，在报章上刊登一篇更正启示再加上道歉声明。要特别留意的是，当原告人接纳赔罪，而被告人亦已作出所规定的赔罪举动后，原告人便不可以再向被告人展开或继续诽谤诉讼。
(g) 项（非故意的散播） 适用于报刊批发商、新闻通讯社、图书馆及发行商。阁下可在有关互联网站的问答中，得到更详尽的资料。
如被告人在无恶意和没有疏忽的情况下发布诽谤性事情，可选择 (h) 项（道歉） 作为抗辩 / 求情理由。被告人须在原告人展开法律程序之前，先行作出道歉。
模拟个案
A 先生撰写了一篇文章，部分内容是关于 B 先生的。有关文章于两星期前刊登在一本杂志里。B 先生认为，该文章对他作出了一些负面指控，损害他的声誉及影响到他的生意。因此，B 先生控告 A 先生诽谤。
问题一：
如要成功控告A先生，B先生必须向法庭证明些甚么？答案一
问题二：
若A先生只想透过该文章去批评另一个人，但无意诽谤B先生，A先生仍要为B先生的指控负责吗？答案二
问题三：
备受争议的字句写在该文章里面，但文章内只有部分内容可能对B先生构成诽谤。在此情况下，如何去断定字句的意思？答案三
问题四：
如有一名读者将文章内容上载到互联网站，他是否会招致任何诽谤的法律责任？至于发布该文章的杂志，又有何责任？答案四
问题五：
如果A先生在文章内没有写明B先生的全名，只是形容他或作出一些描述，情况会否不同？答案五
问题六：
A先生坚持他在文章所写的全属真确，他可以就诽谤指控提出抗辩吗？答案六
答案一
B 先生要需要证明以下几项：
如果法庭需要评估赔偿金额，B 先生亦可能要就所蒙受的损失，向法庭提供一些证据。
答案二
A 先生仍可能要负上法律责任。
若一个人说出或发布诽谤性字句，其诋毁他人之意图其实并不重要，而最重要或更需要知道的是，以一般明白事理的人来看，有关字句是否经己诋毁了B 先生。
诽谤法所关注的，是这些字句套用在一个普通人身上会有甚么影响，并以社会上一般市民的合理思维为标准，去决定这些字句的影响。在这个标准下，如果有关文章已诋毁了 B 先生，那么 A 先生便可能要负责。
答案三
如有诽谤字句包含在一篇文章内，阁下必须要阅读整篇文章，然后才决定该文章在整体上是否有诽谤性的意思。阁下不可以单凭文章里的一句句子或一个段落就下结论，因为文章的某一段可能写着「B 先生是个不道德的人。」但下一段就写着「其实 B 先生并不坏，那些说他是不道德的谣言，是不正确的。」正因如此，B先生不能单凭文章内的某一段落或句子而不考虑其他内容，就去控告作者。
读者需要了解整篇文章的内容，而不可断章取义。如果有关字句的意思不是太清楚，法庭会采纳多数人对有关文章的看法，作为裁决的基础。
答案四
那个把文章上载到互联网的读者，令公众可以阅读文章内容，即是向其他人复述了诽谤性字句，正如第III部分问题1所解释，第二次或重复发布诽谤性字句，便视作一次新的诽谤行为。在上述个案中，那位读者需要就发布那篇诽谤性文章负上法律责任。
即使文章的作者并非杂志公司的记者或雇员，作为第一渠道向公众发布文章的杂志公司，亦须就发布诽谤性字句负责。该公司若要避免或减低法律责任，便需要证明是无意发布那篇文章，并已根据《诽谤条例》第25条提出赔罪。（有关详情，请参阅 第III部分问题7。）
答案五
有人可能会认为，如果他们没有在文章中指名道姓，但只是详细地形容目标人物（例如他的身高、体重、经常去的地方及曾经做过的事），那么该人便难以证实文章内容是针对他。
在这些情况下，法庭便会考虑作者的原意是想描述哪一个人，亦会视乎一般读者在阅读有关文章后，是否会认为作者所指的人士，与他们所联想到的那个人相同。如 B 先生的朋友和其他人，可以合理地推测到文章所指的就是他本人，这篇文章便会被视为针对 B 先生。
答案六
A 先生可用有理可据作为抗辩理由。他需要证明文章内的诽谤性字句的真确性（即他撰写有关 B 先生的，纯属真确内容而并无歪曲事实）。法庭通常以陪审团所理解的意思为依归（即一般明白事理的人所理解到的意思），因此， A 先生必须证明所发布的内容为事实，有关意思亦须能够被陪审团理解得到，而不是一些不常见或含糊的解释。
一般法律原则是，如某人觉得自己的品格被贬低，但其实此人根本没有这种品格，他便不能获得赔偿。简单来说，如果 A 先生所写的是真话，即使被投诉的字句属诽谤性，B先生亦不会获得赔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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